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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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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吃了。过去的三天里,格罗特先生天天都从林间空手而归,我们只能吃些鸡蛋和土豆充饥。情况糟透了,格罗特先生决定杀掉一只鸡,还开始打山羊的主意。这些天,他回家的时候都不爱吭声,不和孩子们说话。孩子们嚷嚷着扑向他,抱住他的腿,他却像赶苍蝇一样把他们赶开。

到了第三天晚上,我能感觉到他在审视我。他的脸上有种古怪的表情,好像肚子里正在打什么算盘。他终于开口了:“你脖子上是个什么东西?”他打的主意真是再清楚不过了。

“这东西不值钱。”我说。

“看上去像银的,”他的眼神一直盯在我的项链上,“变色了。”

我的心怦怦直跳:“是锡的。”

“给我瞧瞧。”

格罗特先生凑近了些,用脏兮兮的手指碰了碰吊坠上那颗凸起的心和紧握的双手:“是什么东西?异教符号吗?”

我不知道“异教”是什么意思,但听上去透着邪气,“也许吧。”“谁给你的?”

“我的祖母。”这是我第一次跟他提起我的家庭,这种感觉让我难受。要是能收回刚才那句话就好了,“这东西对她来说一文不值,当初她正想把它扔了。”

他皱了皱眉头:“看上去确实很怪,说不定卖都卖不掉。”

格罗特先生一天到晚跟我搭话,无论我在拔鸡毛,煎土豆,还是抱着一个孩子坐在客厅的火堆旁。他跟我谈起他的家庭:十六岁时,他哥哥在一场争吵中杀死了他的父亲,于是他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去。他就是在那时遇见格罗特太太的,他俩十八岁时哈罗德就出生了。他们直到有了这一屋孩子以后才真正结婚。他只想要捕鱼狩猎,他说,可是他得养活这些孩子。说实话,这些孩子他一个也不想要,而且他怕总有一天被这些孩子逼疯,到时候说不定他真会伤害他们。

时间一天天过去,天气慢慢暖和起来了。格罗特先生开始坐在门廊前削东西,一直待到深夜,身边摆着一瓶威士忌。他总会叫我跟他一起坐,在黑暗中跟我说一些我不想知道的事情。他和格罗特太太已经几乎不说一句话了,他说。她讨厌谈话,但她喜欢做爱。可他不愿意碰她,她懒得把自己收拾干净,身边还总有孩子。他说:“我原本应该娶一个像你这样的姑娘,多萝西。你不会这样缠着我的,对吗?”他喜欢我的红头发。他对我说:“有人说,要想跟自己过不去的话,就找个红发女郎吧。”他吻过的第一个女孩就是满头红发,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说,在他还年轻帅气的时候。

“是不是挺惊讶?我也曾是翩翩少年呢,你知道的,我现在也不过二十四岁。”

他说,他从未爱过他的妻子。

叫我杰拉德,他说。

我知道格罗特先生不该跟我说这些。我才十岁。

格罗特家的孩子一个个像受伤的小狗般呜咽不停,凑在一起互相慰藉。他们不像普通孩子一样蹦跳着玩耍,倒是整天拖着绿幽幽、黏糊糊的鼻涕,眼睛里汪着两泡眼泪。我像只披着硬甲的甲虫一样在房间里穿行,无论格罗特太太尖酸刻薄的毒舌、哈罗德的怨气,还是小杰拉德的哭叫(这孩子太想要人抱抱他了,恐怕一生也无法心满意足),通通都伤不到我。我眼见着梅布尔变成了一个阴沉沉的女孩,她太清楚这个糟糕的家是如何拖累她、虐待她、抛弃她。我清楚活在这样的家里,孩子们怎么会变成这样,但我难以去爱他们。他们的不幸只会让我更加意识到自己的不幸。我用尽全力保持整洁,保证每天早起出门上学。

一个暴雨倾盆的夜里,我饥肠辘辘地躺在床垫上,身下的弹簧隔着薄薄的套子硌着我,雨水滴在我的脸上。我想起有一次在艾格尼丝·波琳号上,天也下着雨,所有人都晕船不止。为了分散孩子们的注意力,爸爸教我们闭上眼睛,在脑海里描绘出完美的一天。那是三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才七岁,但想象中那完美的一天却还历历在目。那是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正要去城郊,到祖母那栋舒适的小屋去看望她。我翻过石墙,穿过草地,向祖母家走去,风中的野草仿佛海浪般波涛起伏。我闻见好闻的泥煤烟味,听着乌鸫的吟唱。远远地,我望见祖母家的茅草屋顶,刷成白色的墙壁,一盆盆在窗台上盛放的红色天竺葵。祖母那辆经久耐用的黑色自行车靠在门里,不远处的树篱上挂着一串串深蓝色的黑莓和黑刺李。

走进祖母家,烤箱里正烤着一只鹅,黑白相间的小狗蒙蒂在桌子下等骨头吃。祖父要么拿着自制的鱼竿去河里钓鳟鱼了,要么就去野地里打松鸡或鹧鸪了。就剩下我和祖母两人,一起在家待上好几个小时。

祖母正在做大黄馅饼,用一根大擀面杖来回擀着面团,又往黄色的面团上撒些面粉,摊薄放在馅饼碟里。时不时,她会抽两口阿夫顿香烟,轻烟在她的头顶袅袅不绝。祖母会给我吃一颗圆形糖果,她把糖藏在围裙兜里,跟半打烟屁股放在一块儿,那种滋味我永远也忘不了。黄色香烟盒上印着罗伯特·彭斯的一首诗,祖母喜欢伴着一首古老的爱尔兰曲调唱起它:可爱的阿夫顿河,请你轻轻流过翠绿的山川;轻轻地流吧,我来唱首歌把你颂赞。

我坐在一个三条腿的凳子上,听着烤鹅在烤箱里嗞嗞作响。祖母把面团搓成条形,沿着馅饼碟的边缘围上一圈,剩余的便在中央打个十字,再刷上一层搅匀的蛋液,用叉子在面饼上叉些小孔,最后撒上糖霜。等到馅饼进了烤炉,我俩来到被祖母叫作“好地方”的前厅,开始享用只属于我们俩的下午茶:加了好多糖、浓浓的红茶,热乎乎的切片葡萄干面包。祖母从玻璃柜里的玫瑰瓷器中挑出两只茶杯,还有配套的茶碟和小盘子,小心地放在一张上过浆的亚麻餐具垫上。午后的阳光透过窗边的爱尔兰蕾丝窗帘映照着祖母的面孔,让她的轮廓添了几分柔和。

坐在带椅垫的椅子上,我能看见祖母的摇椅前放着木头搁脚凳,上面罩着绣花罩子,还能看见一个小书架,放的大多是祷告书和诗歌。我看见祖母一边倒茶,一边轻声哼唱,看见她有力的双手、温柔的微笑,看见她对我的爱。

此时此刻,躺在这张潮湿酸臭的垫子上辗转反侧,我竭力去想那完美的一天,可惜美好的回忆也勾起了悲凉的思绪。在卧室里呻吟不已的格罗特太太,其实跟我妈妈没什么两样。她们都不堪重负,难以为继,要么天性软弱,要么不知所措,嫁的丈夫都那么固执自私,她们便靠着整天昏睡聊以度日。妈妈指望着我做饭、做清洁,照顾梅茜和双胞胎弟弟,向我倒苦水。当我坚持说情况会好转的时候,她却说我太天真。“你不知道,”她会说,“你根本不知道麻烦在哪儿。”有一次,就在火灾前不久,我听见妈妈蜷在床上哭,黑暗中我进了屋,想要哄哄她。当我伸出手臂抱住她,她却猛地跃起,把我赶开。“你根本就不关心我,”她厉声道,“别装了,你不过是想要你的晚餐吃。”

我不禁往后缩,脸颊像被扇了一耳光一样烫。在那一刻,有些事已经不复原样了。我不再信任她,我对她的哭泣无动于衷。从那以后,她骂我铁石心肠,骂我冷酷无情。也许我的确如此。

六月初,我们通通长了虱子,就连只有几根头发的内蒂也一样。我还记得当初轮船上的虱子。当时妈妈生怕我们染上,每天都会检查每个人的头发。当听说其他船舱里的人长了虱子,她还把我们关起来不准出门。“这是世界上最难治的顽疾。”她告诉我们,她在金瓦拉女子寄宿学校念书的时候,有一回很多人长虱子,每个女孩都被剃光了头。妈妈对她那一头漆黑浓密的长发颇为得意,才不肯再剪掉一次呢。然而那次在船上,我们却依然没能逃过。

杰拉德不停地挠头,我把他的头发拨开,发现里面全是虱子。另外两个孩子的头上也有。沙发、椅子,甚至格罗特太太,这屋里每样东西说不定都爬着虱子。我明白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苦日子:休学、剃头、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干活儿、洗床单……那一刻,我真想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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