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北京时的石达英，也见到了他的族兄——石达开，而石达开还曾直言不讳地告诉过石达英，在对他的任用问题上，是他石达开曾经从中作了一些的梗。

道理很简单，他石达英的性子还需要好好地磨练磨练。

但这些对于眼下的石达英来说，都已经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了。眼下的石达英只有一个心思，那就是“撒气”。

经过反抗大英帝国殖民者，以及世界反殖民战争十几年战火洗礼的兰芳特别区人民，在和平建设的年代，依然保持了他们那忘我的战斗力、革命性，和坚强的意志。

因此，尽管远离祖国大陆孤悬海外，但当党中央关于开展文化革命的号召传来之后，特别区的干部群众立即就行动了起来。

特别区党委、政府也像战争时期一样，包括党委书记、政府主席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都积极主动地融入进了人民群众之中，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并放下身段，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和再教育，斗私批修。

不管是对向自己提出了尖锐意见的“造反派”，还是对那些愿意站在自己的一边，替自己说好话的“保皇派”，特别区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们大都能够一视同仁。

特别区的文化革命浪潮掀起不久，特别区政府即接受人民群众的意见，首先对党政机关开始“瘦身”，一批机关工作人员被精简，充实进了厂矿和人民公社的第一线。

正是由于放手发动和信任了广大人民群众，一些深藏已久的反革命分子，****分子也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同时也使特别区党委和政府深刻意识到。党员干部队伍的吐故纳新，是如何的重要。

于是，老中青三结合的干部任用制度。也借着文化革命的东风，在特别区党委、政府以及各企事业单位、人民公社之中得到了很好的落实。

抓革命、促生产。

由于文化革命的这股全新之风。吹散了曾经笼罩在广大人民群众头上的种种阴霾，干部群众的鱼水之情得到了加强，极大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然而，这一切大好的革命形势，却随着石达英的南归，逐渐地开始消散。

回到兰芳特别区之后的石达英公然置党中央和国防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于脑后，首先煽动和蛊惑兰芳军事学院的学员，再指使特别区军区机关的一些投机分子予以配合。开始了对郑玉阳、范立川和杨辅清的“革命”。

在石达英的暗中指挥下，兰芳军事学院和特别区军区机关的学员、干部，对郑玉阳、范立川和杨辅清三人实施了车轮战法，一弄就是连续十几天的所谓帮教促大会。

为了证明眼下的这个特别区军区首脑机关是如何的反动，石达英还更是紧紧地抓住杨辅清的历史问题不放，其结果，导致对郑玉阳、范立川和杨辅清的批判和斗争愈发地升级。

在石达英与特别区政府个别领导的勾结下，一批批地方上的人也涌入军区机关，对郑玉阳、范立川和杨辅清开展所谓的帮助。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郑玉阳、范立川和杨辅清三人。国防军事委员会以参加会议的名义，将三人调进了北京。

石达英终于坐上了兰芳特别区军区的第一把交椅，尽管还只是临时主持特别区军区的工作。

不过。石达英的好日子也就从此到了头，因为他自己也得接受“帮教促”。

由于对郑玉阳、范立川和杨辅清的激烈斗争，使得特别区军区领导机关乱成了一锅粥，各类乌七八糟的事情就难免随之而发生。